不了解高校学术环境，很容易对学者提出过分的道德指责。董国强教授关于自由主义的博士论文无法出版，关于文革研究的诸多成果只能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很自然地沦为国内学科领域的边缘人，连杨奎松这样的学界大腕都自称边缘，可见国史研究者的孤独心态。高华开风气之先，孤独感之深重后人难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