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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南

    正面评价厉以宁今天下午,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要我谈谈对厉以宁的正面印象。于是,我从正面角度做了阐释。(1)上个世纪80年代,厉以宁教授刚当北大经济系主任那年,我采访过他,他对时间抓得很紧,做事极其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采访之前他有言在先,稿子发表他要过目,但催了几次他都没有时间,我过去找他,他确实忙极了。追到一个座谈会现场,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最后跟到厕所里……(2)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这句话用在厉以宁教授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坐了20年冷板凳,资料室里整理资料,有机会接触国外经济学的最前沿的最新的成果,改革开放之初,他比那些只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授,显得有很多新东西新玩意儿,迅速脱颖而出。(3)关于国有企业改制提出过具体方案……(4)厉教授的两位博士生跟我打过交道……下面的内容不属于正面,也不属于负面,可以作为历史问题择机进行探讨。厉以宁教授对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非常尊重,他曾说过:“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座谈会上,经常听见薛老说,最重要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他的经济研究的出发点都是非常务实的。”   厉认为,薛老在经济学方面的最大特点有两个:一个是符合中国国情;一个是理论联系实际。“他将这两点贯穿始终,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坚持中国的经济必须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这种坚持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但薛暮桥对厉以宁的股份制改革方案却有不同的看法,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其一,为什么企业的股份只给管理层,不给基层员工,这涉及到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问题。薛暮桥指出,股份制,把企业的资产折算成为股份,持股人事先定好了的管理层,基层员工却没有资格持股,这样的股份制,公平吗?算不算资产流失?算不算侵吞?企业的基层员工满不满意?基层职工有没有话语权?他们能不能发声?这些问题是早在1987年就提出来,事后的改革证明,薛暮桥同志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国企改制的过程当中肥了一批人,他们中饱私囊大肆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直到今天后遗症仍十分严重。其二,当时的改革,出现了荒唐的情景:先是管理层收购企业。企业的股份由管理层持有之后,企业一头跌下去,陷入了经营困难的境地,于是,再允许管理层用手中的股份收购,左手倒腾右,三两圈折腾下来。大量的国有企业被贱卖,得便宜的人卖乖,说他们为政府分担困难当了改革先锋。薛暮桥同志对这种现象十分忧虑。实际上再转手发了大财,把职工打发回家,大量职工下岗,黄宏小品《我不下岗谁下岗?》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总之,侵吞国资者理直气壮,心灵鸡汤盛行,呼唤下岗职工“从头再来”。许多承包者、股权拥有者把贱卖的国资重新打包卖掉,发了大财,甚至就在国企的院子里边盖起了大高楼,做起了一本万利的房地产买卖。他们以国资做抵押,从银行里贷款盖楼,生意迅速风生水起。中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谁也没有经验。作为股份制改革方案的初始提供者,不可能有万全之策。这些历史经验需要很好地总结,也许再过若干年,与现实距离拉开更远一些的时候,人们才能够看得更清楚。薛暮桥是我们党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市场经济拓荒者,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著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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