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笔记翻到一篇讲（）AIDS防治宣传的文章，以濮存昕（当年还不叫“预防艾滋病宣传大使”，叫“抗艾英雄”）的名人效应为出发点。“抗艾英雄”（如06年东方网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这个称谓被融合进（）propaganda的宏大叙事中，和state health authorities或“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同仇敌忾，参与一场抗击艾滋病传播的“战役”。然而这种叙事在08年左右并未获得多大的社会反响，公众对艾滋恐惧有余，对艾滋病人常抱有歧视偏见，但对艾滋传播和阻断途径了解不足。高度politicization的宣传叙事，如今依旧延续，人与virus的关系被塑造成“敌我关系”，因此前期必须要“清0”，一切lockdown的措施不是为了争取疫苗研制、疫苗普及和科学化防治、缓解医疗资源紧张问题的时间，其公开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virus这个“敌人”。连感染者和高危人群（含密接、次密接、时空交集）都因为跟“敌人”有染，而承受必要的医疗干预和隔离以外的“社会隔绝”（比如历史阳性不予录取）和道德谴责。而现在的转向中，如果把state health authorities的各位代言人们的发言和其一个月前的表态放在一起比对，都觉得virus像在整个叙事中逆转了“敌我关系”，仿佛被authorities招安，其危害性致命性锐减，从“肺炎”退成“感冒”。又让之前那些和敌人“不死不休”的措施显得荒诞不经，仿佛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但virus既不是“敌人”也不是被招安的“我方同志”，它根本就不是人，不可能在高度politicization的叙事下跟着authorities指挥令行禁止的。收起展开全文 原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