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堂式的教育还能走多远】九旬院士站着做报告，九零后学生趴着打瞌睡。如果单打道德牌，学生自然理亏。但他们也是一肚子委屈，他们被学校大巴车拉到大会堂已是“时间上的牺牲”和“情感上的妥协”，还要从头到尾听一个和自己专业不相干的报告，没离场已是“给面儿”,“你还要闹哪样？”（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