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门领导的放纵态度从实际上撤去了对红卫兵的最后制约。1968年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