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十分恐惧和仇视那些可能唤起国民觉醒的思想火花。郭嵩焘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使西纪程》，一出笼就被列为禁书。黄遵宪自费刻印《日本国志》，始终无人问津，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有识之士才惊叹其价值相当于《马关条约》赔款的两亿两白银。思想的封闭成为战争失败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