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ngxx: //@贾正经V: 特意去facebook验证,同意右边//@天赋二禀: 抱歉我看不下去了,脸书上391条评论无一恶言,基本都是安息和rest in peace。至今523个like,估计是like港大发出了怀念刘涵的post。文汇报,你的三千数字何来?!你的蝗虫两字何来?!逝者已逝还要拿来挑拨两地关系,居心何在?!展开全文
【文汇报:部分港人对内地生遇难点赞 令人齿冷】10月8日,港大毕业生,当年的云南高考文科状元刘涵,在香港遭遇车祸不幸身亡。在有关网页上竟然有3000多人对这不幸事“顶赞”,甚至将她和一众在港内地生称“蝗虫”,公然叫嚣是“蝗虫”抢夺了他们的就业职位和香港的资源。🔗 网页链接
哈佛教授Gary King今年5月发表研究中国言论自由的专题报告(全文:http://t.cn/zYNlXpr)。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制重点,与其说是言论,不如说是集体行动。“就言论自由而言,中国有个体自由,但集体受限。” - 都是带V的罢了。//@余戈-腾冲之围: 在最后一句描述中,也浮现出很多公知的身影呢。
对公知的讽刺和妖魔化是这个民族最堕落、最无耻、最丑陋的表现。所谓公知,是发扬批判意识、担当社会责任、体现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谁最痛恨公知?从来都是专制极权的独夫民贼、巧取豪夺的贵胄显宦、寻租暴发的红顶商人、文恬武嬉的毒鹰恶狗、阿谀谄媚的无骨奴才。 【学习时报: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不要以为掌握了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够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当然,这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终归是要被老百姓赶下台的。】宋惠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 网页链接
- 换在民选国家,此君唯有谢罪鞠躬下台一条路可走。现在倒好,居高临下,一副睥睨众生的嘴脸。//@南都深度: 贵州副省长陈鸣明回应“不爱国人渣论”
监督和批评本身就是爱国的表现,但我发现,微博上有些网友在无限放大一些个案的意义,否定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因此,我转发点评了一条美国发生枪击案的微博,本意是想说,任何国家都会出现一些极端个案,这是无法避免的,结果引发了一场争议。我要感谢网友的关注,也想对此说两句。附长微博:
面对世上的邪恶 ——读书随想之一:一、 过去,邪恶这个题目主要是哲学家或神学家们所讨论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不愿意去触碰这类宏大问题的原因。不过今天这样的哲学家已经不存在了。今天无论发... 🔗 网页链接 (使用新浪长微博工具发布 http://t.cn/zOXAaic)
这是珠海警方的维稳车。我们担心,若不就小孩的安置、理疗的问题达成协议,智障、病弱、失去沟通能力的8岁小孩,小孩又会被扔进黑监狱,然后无声无息夭折。现在在等派出所的处理意见。
- //@第七印弟兄: 《如何对待观点不同的人》http://t.cn/ht3iXr,另有几篇关于教会合一的文章,陆昆《圣经中的分离》http://t.cn/zTIyyA8,李锦纶《“教会合一”是生活实际》http://t.cn/zTIyyAE,陈已新《如何合一》🔗 网页链接
我想说的是不能忽视基督徒个体之间的差别,合一的前提是先正视彼此的差异,再求理性、情感和意志上的合一,而不是盲目合一。基督徒的新生命是建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而不是泥沙上面,哪能争论几下就垮了?相对50后、60后来说,70后基督徒在工作、婚姻、家庭上的见证,更贴近80后,思想上也更容易沟通。展开全文 - 夺命金不值得吹捧。多线交织的电影,起码要做到不能有一环特别弱。本片偏偏在此翻车。较出彩的刘青云线,除其个人秀,外带黄日华别有神采的出场,其他也弱。何韵诗一线,还是配角抢镜,且银行戏里有太多故作高明的无关镜头--这是故事片,非纪录片--就算以纪录片来考量,呈现银行业务景象的镜头多也无聊展开全文
- //@Inlord主内资讯网: 继伯驾医生和布朗牧师之後,耶鲁人前仆後继,响应"属天的呼召",去到遥远的中国。特别是1886年,在布道家慕迪的影响下,美国产生了"学生自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在此後50年中,有25,000人献上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海外的宣教士,其中三分之一选择去了中国展开全文
耶鲁人也感染了这股海外宣教的热诚,不少人去了地球另一面的中国。 第一位来到"丝绸之国"的耶鲁宣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可不是一般的牧师,他还是医生。原来,德怀特当校长的重大贡献之一,是把耶鲁从神学院转型为现代化的大学。1810年,耶鲁成立了医学院。🔗 网页链接展开全文
- //@石衡潭: 回复@蚊子7788: 请去读历史!当时不少传教士被杀,其中包括教会所属金陵大学副校长,结果8300在华传教士中有5000多人从中国逃亡,这次打击使传教士元气大伤,此后一直没有缓过来。在镇压事件中。有不忍心的,也有狠心的。世界从来如此复杂,今天也一样。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摘要:“1927年3月24日,就在委员长变节之前,武汉地区那些明显倾向于共产党的领导人企图让他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闹僵,于是便派出了一队士兵去杀害南京所有外国人。大多数是传教士…他们温和友善的举止唤起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良知,使其无法下手冷酷地杀害这些毫无恶意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