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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堂回忆录》中在课堂上“捣乱得顶厉害”的北大学生范文澜】该篇写于1960年代初,当时范文澜是马列史学权威,政治地位很高,为文不能不有所忌讳,所以文中没有直呼其名,而是隐晦地指示其人:“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范君是历史大家,又关于《文心雕龙》得到黄季刚的传授,有特别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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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斐(唯真):大本营作战组的某些负责人,根据敌我基本情况,确定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南京保卫战前传】《剑桥中国史》说:“日本人没有事先想好的战略,甚至没有要在中国追求的目标”;“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里,日本扩张主义者们对中国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野心”;“那时上海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正向南京败退,完全溃不成军。这些轻易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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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大学毕业后刘起釪进国史馆任编修、协修(副教授)。1951年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整理处(今二史馆)任研究组长,从事档案整理。1962年进京后先入中华书局,1975年调入中科院历史所。2004年定居南京。同样毕业于中央大学的甲午战争研究名家戚其章先生(1925-2012,威海人)比刘起釪先生晚一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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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起釪(湖南安化人)是最纯粹的学术中人,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死。他幼年丧父,受其祖父吟古先生(王先谦弟子)启蒙,接受最传统的古学教育,养成最纯正的学人气质。1941年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受教于顾颉刚、缪凤林、丁山诸先生。以失去跟从董作宾治学之机为一生重大遗憾。1962年由宁调京追随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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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岱沙《家族与往事》,吕立勤执笔,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康岱沙,原名康靓,康心之之女。康国雄:《孤舟独树:康国雄自述》,何蜀整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康国雄为康心如之子。微博:🔗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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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旭麓:“‘文革’这个历时十年的巨祸,除了从肩负历史重任者身上找到教训外,从我们的民族身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自己身上又能找到什么?如果说‘文革’是一场‘大史震’,那么它的震波迫使我们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远远地超过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然。”
    【陈旭麓1918-1988】湖南湘乡人,商人家庭。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奠定旧学根底。抗战中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长沙)大夏大学(贵阳)。毕业任教中学,战后赴沪任大夏大学校长室秘书讲师副教授,兼圣约翰大学教授,专研中近史,有以史经世之志。1951年后任华师副教授。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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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常州人。以传统功夫作现代学术,近代主要的通史作家之一,通俗而不失博厚,严耕望称其为“通贯的断代史家”。历任东吴大学、常州府中、苏省二师、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华东师大等。中国通史外有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断代史。近代史辑为《吕著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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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聆琴,字鹏翥,号琴公。光绪秀才,任侠,多方联络反清志士,尤其是武昌之文学社,与杨王鹏、蒋翊武、唐牺之等善,参加长沙之役,曾在武汉办报,后参与讨袁和湖南制宪。1925年弃政归里,从事教育,主持达孝中学。1952年土改中被“就地正法”。子女有周策纵、周策横等八人。有《琴公诗存》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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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策纵1916-2007】湖南人,父为祁阳(祁东)名士周鵬翥(1887-1952)曾参加辛亥革命,擅诗书。1942年中央政治学校毕业,曾任国府主席侍从室编审。1948年留美,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后任威斯康辛大学东语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攻中近史和红学,1960年出版《五四运动》。曾任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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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概括他们的行为:“求包养”。【长沙城】有“勇气”揭旗“造”反,何曾见立帜斗贪,以毛斗茅供笑场,无法无天官喜欢。爱国护宪人“如屎”,上纲上线谁人“豢”?这般劳什子,不过是授意“除奸”,说到底旧戏新翻,感情好旧梦难圆,可怜伊甸园!
    这群人太可怕了,没吃药就跑出来了?[吃惊][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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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谠1918-1999】广东大埔人,国党元老邹鲁之子,政治学家、史学家,精研现代政治史。西南联大毕业,留学并任教芝大。著有《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中国之危机》《从1850年到今中国基层的政治领袖与社会变迁》《文化大革命与毛后改革》《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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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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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智书局说到底只是个在野的党社,正中书局才是真正的官社。正中书局源于南京的《时事日报》社,1931年改办正中书局,陈立夫任命吴大钧主持其事,总部在杨公井,在上海等地设有分部,抗战中迁渝,曾出《中国之命运》。后复员南京。与中华、商务、大东、世界、开明并列为六大书局,都大量出版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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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鲁珍藏《中国国民党史稿》回归中山大学】http://t.cn/zjczowh这本不是1929年民智书局的初版,也不是1944、47年的商务版,莫非是1938年商务版?有邹鲁之子邹达题记:“民国三十八年初秋,省城不靖。父亲着余先赴港,手捧《党史稿》《回顾录》交余曰:‘前途未卜,读此两书,可以知往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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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高尔森《从北大到南开》,其父高锡福1927年武昌高师生物系毕业,原本可以留校做助教,但当时助教月薪80银元,而武昌高中教师120银元,为还债,选择了后者,一生引为憾事。次年回安庆任安徽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凡四年。高尔森战后曾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就读,教师多来自扬州中学,学生则川人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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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奇生认为西山会议派的形成原因有三:1)对“联俄容共”政策不满;2)对汪精卫个人不满;3)对中政会的“僭越”不满。决议取消共产派,取消中政会,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弹劾汪精卫。鲍汪操纵的中政会成为西山会议派攻击的主要目标。1926年二大增设中常会,与中政会分管党务和政务,汪任中政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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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三千万,皇帝一直沉默不语,太监们叽叽喳喳。古往今来实现对每一个国民个体的组织化控制,秦始皇没做到,蒋介石没做到,毛泽东做到了,这是公有制优越性在中国的最集中体现。大饥荒是国人为“大救星”的工业化和国家理想付出的“必要”代价,当然做鬼也幸福。可以拍照的时代会有如此奇迹发生?
    我从不否认有人被饿死,如今都全球老2了,照样饿死人。但3千万一说绝对荒唐!如果有脑子就想想: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各种“罪状"都有照片,比如镇反,比如大跃进,比如文革,却独独没有饿殍照片?3千万还不饿殍遍地?为什么全是子虚乌有的听说?民国饿死人那可是有视频、图片、万人坑遗骨佐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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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非子小城: 在历史上一些时期,血统因素被强调,另一些时期,文化因素被强调,自有其势所必然的道理,在历史眼光看来,实是平常。傅斯年和陈寅恪都承认血统的混杂在某种程度也是活力之源。//@非子小城: 血统纯正与否,重要吗?
    傅斯年:“诸夏”、“汉族”,自黄唐以来,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陈亡隋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虽其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陈亡隋代,为汉族变化之枢纽;宋亡元代,为汉族升降之枢纽。(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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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诸夏”、“汉族”,自黄唐以来,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陈亡隋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虽其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陈亡隋代,为汉族变化之枢纽;宋亡元代,为汉族升降之枢纽。(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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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育之是1924年双十节上海国民大会殴打学生事件(15人受伤,黄仁重伤死)的主角,大会主席,上海执行部调查部干事,支持卢永祥反对直系,故与我党所派(反帝反军阀)的党员学生在会上发生冲突。事后,喻等受到陈独秀、邓中夏等的严厉批判,称之为右派“反革命”、“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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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志士中百岁以上者有喻育之(1889-1993,104岁,也是最后去世的一位)、赵楚屏(1873-1974,101岁)。辛亥志士中1949年后不得善终者有耿伯钊(1957年反右中自杀。其弟为耿丹字仲钊)、邓玉麟(秘密革命机关同兴酒楼老板,1951年镇反中被“误杀”,同样死于镇反的还有夏之时、何海清、宋鹤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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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铁文献】包括《满铁调查报告》和《满铁密档》系列。辽宁省档案馆编,广西师大出版社。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1945,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总部历设东京、大连、新京(长春)。满铁调查本部是日本在华最大的“国策调查机关”,负责对中国和苏联的各种情报收集工作,1939年改为大调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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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按重要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党派、社团以及企事业机构分题编辑,1979年以来陆续出版《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善后会议》、《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等多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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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春驹:“在清廷将崩溃与革命军停战议和的忙里偷闲中,新贵们自然要及时行乐,不过当日还不懂坐火车到上海跳舞,向交易所做标金公债等的方式,只能在武昌,找土娼,或每天夕阳西下,辛苦渡过那一衣带水的扬子江到汉口去嫖妓……仅有租借地有妓院,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为新贵们行乐的重心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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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德辉自承“国人皆欲杀”,历诋维新、革命、督军,可死而未死,而后死于北伐。盖北伐确为民国政治之一大分水岭,政局之演变已非叶德辉、王国维辈可以不改旧貌而生存焉(王葆心的被杀却是谣传);类似者“反右”中的自由派知识分子,1949年政局的改变又非1927所能比,欲不易旧帜而同戴一天,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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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自创建到退出大陆,始终以“革命党”自居,以革命大业自任,其革命意识形态、历史决定论话语,虽然逊色于中共,但仍然称得上“激进”,尤其在民族主义方面。国民党所面临的国内外困局也是前所未有的,始终没有真正缓解,它的外强中干、盛而骤衰不免带有悲剧色彩。革命者被革命,国民党是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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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党诸骨干中以才德为各方共同推重无异词者为刘尧澂(复基),实刘静庵后第一人。刘是文学社骨干,而孙武居正等共进会骨干亦对其颇为赞赏感念。居正说:“刘尧澂坚苦,有达识,能去偏私,持大体,有建树才,其死也,人皆惜之。”孙武:“惜乎尧澂死矣,否则宋锡全之逃与武胜关之不平,恐不能发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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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闻】谌洪果(西北政法大学):大学读书会被禁事件中的学术与政治http://t.cn/zjGqe65“我没有悲壮感,只是感觉凄凉。我知道我这次抗争的后果,只会使我在这所大学的处境更加艰难,我今后想要做任何事情,甚至正常的教学工作,都可能被更加重点照顾地选择性执法,会继续受到百般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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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孙中山在给总统黎元洪的电报中建议以“开民国中兴之业”,将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之日(12月25日)定为“国庆日”,李敖据此认为孙中山是要“把双十节作废”,这其实是误解。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于双十的观感确实很复杂,但绝无“作废”之言行。孙不过建议设立云南起义“国庆日”,即国家法定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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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本的崇信只存在于封闭的环境和制造封闭的空气里。《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历史课》http://t.cn/zWgVouv扬州中学王雄:“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实际上是以对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为依归,那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历史教师是通过学生在建构一段新历史,传授什么,代际间就会流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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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学名文,字载之,号日新、逸仙,化名众多,在日曾化名中山樵,人称中山,遂以为名。清廷称之“孙逆”、“孙汶”,日人称之孙文,欧美称之孙逸仙、孙逸仙博士,国人通称之孙中山,国民党称之“总理”,中华民国曾称“孙大总统”、后国府尊之“国父”,中共称之孙中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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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志士中百岁以上者有喻育之(1889-1993,104岁,也是最后去世的一位)、赵楚屏(1873-1974,101岁)。辛亥志士中1949年后不得善终者有耿伯钊(1957年反右中自杀。其弟为耿丹字仲钊)、邓玉麟(秘密革命机关同兴酒楼老板,1951年镇反中被“误杀”,同样死于镇反的还有夏之时、何海清、宋鹤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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