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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余-男第237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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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余-男第237世

    删再发。参加线下聚会,一个退休的老干部认出了我,他说:余男,你的文章我都看了,你天天骂共-产-党是流氓,共-产-党怎麽能算流氓,流氓不过是半夜敲个寡妇门,至多刨个独户坟,共-产-党嗜血成性杀人如麻,在共-产-党眼中,流氓只能算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最基层的社区主任都比流氓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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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夹边沟》——导演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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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恍如隔世——回眸夹边沟》—— 作者邢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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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发现后,校方要求陈宗海写交代材料,交代自己的思想,在检讨中他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对伟大领袖的污辱,读完高二,他决定退学,在家帮父亲做了半年砂锅,后来表叔介绍他去兰州建筑公司当伙管员,“大鸣大放”时,领导找他:你谈谈嘛。陈宗海心想,给毛主席画眼泪的事让他晦气了好几年,我哪还敢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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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凤鸣为了出版《经历——我的1957年》第三版,曾写信托付某出版社总编。因为原先出版此书的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被迫检讨八次后差点被关进监狱,现已无力承担出书任务,但,这些年风声越来越紧,打压越来越严,没有哪家出版社再敢出版此书,历史慢慢被人遗忘,许多人已经不知道夹边沟惨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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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凤鸣写的《经历——我的1957年》首版只印了3000册,还是靠她的老领导借给三万块钱才自费出版的。和凤鸣把通信地址和电话留在了书的尾页上。五年后书籍再版时,又把学者钱理群的评论放了进去。迄今为止,循迹而来的读者、难友,或写信或通电话,已有一两百人。此后,该书再无再版,现已很难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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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景超这支健笔在反右时因为写出了几篇批判党员“官本位”思想和滥用“行政手段干涉法律”的杂文后,被戴上了“大右派”的帽子,被迫结束了自己的记者生涯,他不但保不住自己的性命,还令妻子和凤鸣受到牵连,两人同时被发配到戈壁滩,以至于后来王景超被活活饿死在夹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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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惠南兄弟都是夹边沟的幸存者,后来夹边沟解散,他们兄弟俩坐着火车回兰州,周惠南亲眼看见一个原先是教授的带帽“右派”在列车上去世后被直接扔到火车窗外的戈壁滩上。回到兰州的家里后,周惠南的弟弟在床上昏睡三日不省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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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夹边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古拉格群岛,是执政者当年屠杀知识分子的大屠场,40岁的王柱华在现改名为夹边沟林场当护林工已有20多年的工龄。前几年他和林场工人们在沙包上,还能看到一堆一堆的人骨。“习惯之后也就不怕了。”他知道这是当年“右派”的遗骨,“人死如灯灭,到最后都逃不过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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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夹边沟,画家从家里背来的画布,音乐家背来的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不管怎么说还有一点用处,可以用来烧火取暖,那些背来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的,这几样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吃不成烧不成。据幸存者回忆,二胡、手风琴、小提琴都不耐烧,象棋是槐木做的,一副象棋能烧开一大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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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边沟解散时,活下来较相熟的“右派”们曾约定日后联系,并留下彼此地址。50年过去,“却基本上谁也没联系谁。”从夹边沟走出的“右派”际遇各有不同。几十年后,夹边沟“右派”们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平时少有往来。他们不愿触及痛苦岁月留下的伤疤,那一张张面孔也任随时间冲刷,慢慢沉没在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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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泰,南京人,兰州大学教师,夹边沟幸存者,现定居海外,网友@古山民民 的街坊,高尔泰后来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刚来的时候还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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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一位夹边沟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记述夹边沟的文字,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刊登这些文字的书籍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不停地翻,一遍一遍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幼小,只知道父亲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亘古中外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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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熊猫”的谈话中,我当时就估计可能赵老师的日子也不好过,果不其然,后来赵老师的一个学生和我联系,我向他打听情况,原来自从《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在海外出版后,赵老师就已经失去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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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皇帝尚且让司马迁写完《史记》,今天,对于忠实还原历史的记录者、当事人不是远走海外就是被以各种罪名关在监狱,仅有的几个也被严加看管,杀完史家,就可以伪造历史,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歌功颂德,就可以一代接一代的“禅让”,用心何其险恶?历史,是用无数人的性命书写的,岂能容忍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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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有网友私信问余,今天为什么全发的是夹边沟的博文。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本土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赵旭,是甘肃省电力学校的语文老师,他因为写了一本书,《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全部是幸存者的口述,国内不给出版只能在海外出版,和我一样,他现在被熊猫严加管控,人身自由尚不能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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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年代,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活一天,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改造的手段,也是改造的目的。不管以前是留过洋的教授,还是清华、北大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医生,大家统统是夹边沟被管教的劳教右派,只要存一口气就每天必须干活,除非死了抛尸荒野,就是死也往往被偷走内脏,死无全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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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一知半解,不管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劳动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好多人累得在地上爬,一步一个血印,最后只能吐血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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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冬天,被哥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美国毕业的博士傅作恭,在夹边沟农场的猪圈边找猪吃剩下的食物时,倒下了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大雪盖住了傅作义弟弟的尸体,几天后雪消融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多次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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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到寒冬腊月,野草都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吃。树叶吃了胀肚子,也便秘,为了活命,人们只好趴在窑洞外的地上,撅着光屁股,相互配合用手掏粪蛋,掏出来就能活命,掏不出来就只有死路一条,死一个人根本不算啥,即使原先是多高级的教授,就是夫妻之中死了对方,活着的一方也懒得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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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死神面前,夹边沟的右派开始了本能的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有一点力气的就跑到草滩上挖野菜,没力气的只能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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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吃不但会挨骂挨打,还要被扣一顿饭。春耕时,干部们休息去了,右派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种子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水来,把种子上的农药“六六农药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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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夹边沟农场,不管原来是大学教授、、高级医生、专家学者还是下苦的苦力,只要能活下去就是最高的做人原则,每一个人的学识,尊严,理智让饥饿和恐惧全部击倒,最揪心的尤其是青黄不接的春耕时,饿急了的人们偷吃种子成风,不管是麦种、棉种还是其他种子,逮住啥就偷吃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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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边沟幸存者王俊峰回忆的这些,无不让人震惊和愤怒,他们如此残忍的作践知识和知识分子,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被逼着吃死人,吃管教干部的大便,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事情啊!现在的人们不要说80、90的一代不会相信,就连我没有听到亲身经历者讲述这个话以前,也只能感叹我可怜的中华民族!造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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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食堂也给人们打的比较多。有经验的人只吃了一点点,可是,大多数人饿惯了就饱吃了一顿。王俊峰因为有同窑洞住的难友胡致中告诉不能多吃的经验后,只吃了一点,所以,自己从肛门里掏出一堆鸡蛋大的粪蛋蛋后就好了,可是有些人由于吃的太多,拉不下来屎,肚子鼓得像皮球,当晚就活活被鼓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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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夹边沟农场因为没有了存粮,就去到酒泉县城拉谷糠给大家吃。那天由于没有拉上糠,场里就将碾过米的糠皮又放到磨里打磨了一下,然后用磨细了的糠皮与红萝卜做了一大锅穹穹饭。饿急了的右派们吃到这么美味的穹穹饭,都狼吞虎咽吃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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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边沟幸存者王俊峰回忆,那时候吃死人的内脏,谁都知道,每次埋死人都可以看到被挖出的尸体被刀子割开有的是被直接撕开掏了内脏,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只是有些人太明显了,才被管教干部发现,在全场开大会批判和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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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边沟地处河西走廊腹部,一到冬季严寒,气温都在零下二、三十度,整天刮着刀子风,割人的脸。所以,过了10月份 就开始大量死人。另外,饿急了的人们见什么吃什么,吃蚂蚱,吃蜥蜴,捡到死老鼠就用两手抓着生着撕吃,还吃死人的内脏,有的女右派饿的实在走不动了就到戈壁滩找农场管教干部屙的大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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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边沟农场不论是右派分子还是反革命分子大多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和平将军”傅作义的亲弟弟水利专家傅作恭,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比一般人要弱。夹边沟也有少部分工人,例如,有个甘肃省建二公司的油漆工叫张宗祥,被打成坏分子准备送到十工农场,他不愿意去自己要求留在夹边沟,后来也死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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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南,山西人,甘肃省商业干部学校第三期会计班教员,周礼南在夹边沟死后,他的女儿来了要将他的尸体带回去,可是这个人已死了33天,尸体已经开始大量腐烂,骨节也开始脱离散的拾不起来,场部当时给了块煤砖,用了一些野草和干柴火化,最后烧成了一个黑焦棒子,装了半麻袋,他女儿将麻袋带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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