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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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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邻避事件的结局大多是对抗和无解,昨天文汇报报道了国家电网上海几个邻避事件化解的有趣消息,其中有自己关注、上课组织讨论的虹杨变电站。曾经看到社区老百姓拉黑字白幅抗议,居民中有教授写信到处托人上告。现在看到了一个三方妥协的结局:在政府调停下,老百姓同意建设方把变电站建到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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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来一直乐于给干部讲课,懂得学者要助推中国可持续发展,不能停留在写学术论文生产想法,更要向有权力者陈述发展道理。但是做了上千场报告,发现给一般干部做报告是无济于事的,总是听到说,你讲得好,但要给更大领导讲。中国发展是自上而下的过程,给局级以上高层上课,才能真正起到一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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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夏季达沃斯讨论循环经济,对产品服务系统即PSS有深度思考,可以使循环经济导向更有趣的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或新型服务业。总结三种模式:一是基于产品的PSS,如销售产品后提供延伸的服务;二是基于结果的PSS,不买产品卖服务,如能源合同管理等;三是基于使用的PSS,如汽车共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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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过几十次国际学术交流,高大上如联合国、达沃斯和欧盟会议,小清新如大学中的研讨会。做英语报告或发言,有挑战有自信,得益于两个底线原则:论学术内容,有有趣的问题和自己的观点,理论思考不比欧美名牌大学中的教授差;论英语水平,可以不地道、有口音,但不会比日本人和印度人讲得更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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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夏季达沃斯公共论坛上讨论循环经济,有Philips,Desse,DSM等跨国公司这方面的高管参加。讲完后一个跨国公司大中国区总裁对我说,你对循环经济解读是对的,政府高层和企业高管中现在对循环经济的理解未必正确,有很多自以为是和误解。愿意出钱与我合作,搞一个平台,做循环经济的研究、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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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没有来天津参加夏季达沃斯,这次来觉得场面足够大,物质条件足够好,远远超过国外,与迪拜有一拼。只是中国speaker数量与质量要提高。同意一个说法:十七世纪以前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十七世纪以来到现在是西方思想影响中国,未来需要中西方相互影响,关键是国人要拿得出与西方比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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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又有一位书记上调北京。最近十年来一共见证两位校长、两位书记晋京,一位已是“副国级”。电视《历史选择中的邓小平》有故事,1977年邓复出抓科技与教育,点名要李国豪参加座谈会,很快任命李为同济校长。再联想到乔石、钱其瑃、李昌,同济人从政或社会影响一直不小,这也是大学的一种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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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老师和学生,别上一枚红色与白色的大学校徽,曾经是一件很普遍很荣耀的事情,现在却怎么也看不到了。回想起来这好像是从80年代末90年代开始淡出的:先是闹学潮被认为政治不正确,大学失去了社会骄子的地位;随后炒股票和下海潮,冲击了唯有读书好;最后教授争着当官,使得大学彻底斯文扫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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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香港依赖地铁车站的城市发展和上海陆家嘴的单体建筑加私人交通,可见优劣高下:香港是空间紧凑的,陆家嘴是空间浪费的;香港是地铁引导发展的,陆家嘴是私人交通主导的;香港是建筑功能混合的,陆家嘴是建筑功能单一的;香港是适宜步行的,陆家嘴是交通拥堵的。研究上海2050需对陆家嘴案例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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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开始城市现代化以来,上海对小汽车的态度一直是矛盾。一方面,上海鹤立鸡群牌搞照拍卖控制小汽车增长速度;另方面,浦东开发太多美国式汽车城市发展的格调。思想分裂现在仍在延续,一方面上海地铁线是国内外最长,另方面却不断扩建小汽车停车场。希望上海2040规划研究能彻底走出汽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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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想到邓时代三个关键年月即1978、1989和1992年与上海的关系。特别是从上海发现造就了一批干部,某种程度支撑了1992以后的20年发展:1983年让上海提出18个人的青年干部名单,其中有吴邦国和黄菊;1989年江泽民被越级提升到北京去当新核心;1992年朱镕基开始在国务院操盘搞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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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非专业藏书#8)书架上收藏了两类不同的上海书籍。学术性研究上海,是横向对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以及新加坡、香港等城市的发展与治理做比较;休闲式读上海,是纵向感悟上海城市与上海人随时间的变化。有机会在央视《精彩中国》做嘉宾,曾经有自己品味地酣畅淋漓从上海人角度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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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讨论上海面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找到一个大的理论,即康德拉季耶夫的世界经济长波和经济中心转移,由此形成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上海发展战略。现在讨论上海2050,也需要有大的理论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和绿色经济长波最有启发力,上海需要成为国际影响、区域包容、绿色宜居的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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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去北京,原订航班被取消,换乘其他才侥幸抵京。当时上海说北京有暴雨,北京说上海有暴雨,两边沟通知道天气不影响飞行,然后有人说因为军演。今天从微信得知,这个时间有前军方高官出逃,大大下令取消有些京沪间航班,严查出境航班,终于把出逃者抓捕到手。如果是这样,飞机延误也是做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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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世博会参加《上海宣言》起草咨询,从当年世博会提出6月5日作为世界环境日得到启示,建议把上海世博会闭幕日即10月31日作为世界城市日,宣言修改把建议写了进去。闭幕日当天央视在世博会现场就此事对我做采访。现在联合国已经通过这项建议,国内正在准备搞好第一次世界城市日活动,对此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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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梦寐以求的好消息。在国内层面,上海想建立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现在有了一点名分和想象空间;在金砖国家层面,上海可以在新兴经济体千万人口Megacity中鹤立鸡群;在全球层面,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相比,总算有了第一个国际组织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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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纽约行#4)几次来纽约,算这次住在联合国酒店最舒适最方便。马路对面是联合国总部,从房间里可以鸟瞰纽约。邀请方2010年在附近用550万美元买了300多平米的公寓做办公室,这个价与上海北京中心城区相比,太便宜了。只是物业费每个月要交6000美元,还有房产税2.5%。而这些钱就是用来支撑地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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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城市发展最大差别在于:美国城市总是想吸引人口,即使纽约这样大城市,也把人口增长看作城市的成功;中国城市一直想控制人口,把人口增长看作大城市的问题。原因在于,在美国,人口是城市的收入和税源;在中国,人口是城市的成本和负担。只要中国城市的税源仍然来自土地和企业,以人为本就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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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博士论文或杂志论文,引注不合一,是国内做研究不规范的常见问题。引注合一,即有引用有注解、无引用无注解。我们经常出现的是有引用无注解和无引用有注解。前者源于抄了他人的内容,但在注解中未予承认;后者想晒想秀自己读过的文献资料,但与文中具体内容没有关联。因此引注问题其实是学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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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北上广深蚁族的调查可以证明,新型城市化的可行模式,既不是小城镇,也不是大城市中心区,而是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游离于大城市的小城镇想做大,蚁族不愿去;大城市最吸引蚁族,政策要控制;于是距离中心城市1小时左右交通的边缘城市,就成为新城市人聚集地,结论是应该在大城市周边发展城市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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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尽管思考方法上希望中西包容,但是与老外坐在一起讨论循环经济,仍然感到文化基因差异:我们本能地从上到下看问题,他们常常从下到上看问题;我们习惯快节奏决策,他们可以谈了半天不决策;我们不谈系统思考但总体性很强,他们即使强调系统思维也动不动就进入细节。感到两种方法融合是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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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卫视纪念建国65周年,在北京拍摄中国地质学人与油气发展战略的电视片,请有双重知识背景的学者做解读,有院士推荐我。临阵擦枪重温20多年没看的板块构造学说和中国地质学史,针对大庆油田~南海钻探~南极考察三个有代表性事例,说了一点有科学意义和经济意义的故事和看法,很享受这种跨学科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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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人生三个季,每一个20年均应该版本升级有新的追求:20~40岁出成果,在一个相对狭小的领域里有自己标志性的东西;40~60岁出思想,在相对广泛的领域里有洞见,成为战略型的学者和思想者;60岁以后出人才,指导培养的学生有了10年以上的积累,在学术界显山露水,开始享受比自己出成果更可持续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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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论文有从广到专再到广的过程,学术人生也有这样的螺旋式上升。人生第一个20年是长身体阶段,上大学应该吸收多元化特别是人文方面的营养而不是偏食;20~40岁则是专业化阶段,应该在学术钢板上钻出一个深洞,术有主攻;到了40~60岁扩充地盘阶段,则需要从有建树的根据地,扫城掠地侵入新领域有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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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参加中国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研讨,提出智慧城市要从技术性的1.0版向大数据引导城市发展的2.0版深化。要强调三个特征:一是依赖于大数据即全部数据而不是样本数据进行决策与管理;二是要解决中国新型城市化中的人、财、地与治理问题;三是要在有争议的多种方案中用大数据找到真正有智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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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被窃和遗失#2)第一次被偷,是1980年代初探亲从西宁回上海,坐一天一夜火车。晚上经过定西~天水,打了个盹醒来发现行李架上手提包没有了。里面有帮人家带回去的几百元工资,买给父母做礼物的2瓶茅台,做了一些日子的英文日记和往来书信。此后经过天水~定西就有了心理阴影,好在很快离开了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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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划浦江论坛城市分论坛,本来想请Richard Florida作为学者来谈创意城市与中国城市化,印象中他似乎没有来过中国。接到他的回复,说愿意来上海参会,开价是他和助手头等舱来回,85000美元出场费。我知道波特、大前研一等人的商业演讲价格是5万美元,Florida看起来把浦江论坛看做了商业论坛,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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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被窃与遗失#1)从小到大,每个人都遇到过被窃与遗失,不管东西大小,这时的心情是沮丧的,这样的遭遇事后总是刻骨铭心记牢。突然想到不妨把曾经的被窃和遗失在微博上晒一晒,说说当时的场景和懊恼,说说马大哈是怎样发生,说说这样的事情如何去防范。也许可以引出更多故事,与人与己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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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飞广州住海珠广场附近,正好到老城区的北京路步行街走走。自己有关广州的概念最早始于小学时候读长篇小说《三家巷》,读后向往广州与上海不一样的街巷;文革串联到广州,住中山路解放路一带,印象最深的是广州的骑街楼。今天北京路散步勾起了小时候对广州的美好记忆,只是感觉广州街道脏乱差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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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没有10年以上的经历,是没有多少稀缺性的,只有持续10年的积累,才可以有一些他人没有的感悟。对照起来,自己可以讲讲的10年积累有:每天写学术日记,写了10年的博客,出了每年一本的小书;每年被邀请出国平均有三次,有了在国际会议发言的10年体验;每天走路1小时,有不少走路走出来的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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