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常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 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 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两千多年后的现代中国社会，民众对公权机构的信任又增长了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