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将重庆发生的事情看成是“中国模式”的一种极端表现，用来反思中国基本制度结构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权力没有有效约束的问题，就是一种宪政缺陷。进行宪政改革，就是我们在薄熙来事件发生后最该做的事情，也应受到社会各个方面、包括似乎享受着无限权力的那些人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