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微博屏蔽往事回首：兵团农场里的那些犯人 古人有云：“往事不堪回首”，但又有古人云：“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温故而知新”，我赞成后面这句话。因为历史总是会那么惊人的相似，如果我们不认真的吸取历史上的教训而竭尽全力的加强法治建设，推进社会进步，历史上有些令人伤感的场面是可能会重来的。 我今天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经历。1970年的1月30日清晨，景德镇市人民广场西侧的大马路上，一阵口哨响，有人喊：“上车了，准备出发”。乌泱乌泱的人群瞬间分成了两拨，大卡车上的年轻人和车下送行的家长们。车上的人好像还有点激情满怀向着车下的人挥手致意，而车下的已有不少人哭成了一片，直到汽车已驶去很远。 这一天是来自景德镇市原景东区瑶里、鹅湖、坑口等中学的69届毕业生去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独立营的日子，我也是其中的一员，那一天我还没有满16周岁。 当天傍晚，经过了8个多小时400多华里的车程，我们到了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也就是原进贤县永桥农场。这个地方对外联系时不能写兵团，也不能写农场，而是写进贤县1357信箱。 按照之前已经定好的预案，迅速的就有老战士把我们接下行李就开全连大会，宣布个人所的班排，之后又是老战士帮忙把我们分别送进了营房，安顿下来就吃晚饭。我分配到一天2排6班任班长，宿舍就在连队食堂的隔壁，离营部也是一步之遥。 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独立营的前身是在景德镇的三龙农场，后来因为给二炮部队让位置，就搬到了进贤县永桥农场，这也是一个劳改农场。我很幸运的是，我的搭档副班长是老战士王家骏，他是景德镇市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了兵团，上半年才从三龙农场搬到了永桥农场。他为人忠厚，让我这个比他年龄小几岁的人当班长不仅当的不太累，还有所依仗。 第2天吃过早饭，广播里出工号一响，我们全班十几个人就到了我们班负责的工棚。去了才知道我们班十几个知青战士之外还配套给我们有十几个劳改犯人，我们共同负责100多亩水田的耕种。 当时全营的劳改犯人有好几百人，分散到大部分连队的班这一级劳动改造。他们晚上就要回靠近二连的监狱里里面去休息，白天都在外面和我们知青一同劳动。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与犯人们都抱着很严肃的态度，警惕性也很高。我由于担任班长，负责全班人的劳动安排，就难免先要和犯人的两个组长打交道，继而与犯人们一起劳动。虽然说知青（兵团战士）和劳改犯人的政治地位不一样，但劳动起来都是一样苦和累，有了共同点就慢慢的熟悉了起来。 我作为班长，首先从管教干部的交底中知道了这个组犯人的情况。该犯人组正组长姓名，叫吴海云，比我只大几岁，服刑前是南昌铁路局下面一个段的团总支书记，一手字写的挺漂亮。吴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罪行是在单位刷写大标语时居然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少了个“疆”字，写成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被单位的造反派按照当时的“公安6条〞扭送到南昌市革委会军管会而判刑10年，到永桥农场劳改已经快两年了。他不服，却无可奈何。这是典型的成，因为有文化；败，也因为有文化。不过，他们劳改犯人组里每天也要政治学习，读报纸的任务他当仁不让。 副组长姓王，名字大概叫泳（涌）泉，是一个农民，文化程度仅高小，有40岁左右了。他也是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而投入劳改的，比吴海云来永桥要早一些，其“反革命罪行”是到公社开会时把印有毛主席肖像的报纸垫到了屁股下坐，不仅自己坐，还分给同参加开会的其他的人坐，当场被当时担任公社革委会负责人的造反派发现而扭送军管会处理。记得他被判刑5年还是7年，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讲他快了刑期过半了。他还告诉我，在我们农场其他连队的犯人里面还有一位是因为撕了一张《毛选》里的纸擦屁股而被打成反革命判刑的。王泳泉的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例如被条脏了要洗，而肥皂不仅贵还要计划供应，怎么办呢？王泳泉就在工棚里把稻草烧成灰用热水泡后挤出水来，把被条放在这个水里面浸泡一会儿，搓洗就干净了。 我们班的犯人组里面除了“反革命犯〞之外也有其他犯罪的。有个高个子叫楼正潮，临江镇人，原系清江县（现在叫樟树市）的吉普车司机，因贪污罪而投入劳动改造。据管教干部介绍，楼开车送领导到南昌开会回县里，居然把差旅费多报了100来元被领导发现而领导又是刚上任的造反派，于是从严惩处判了10年来到了永桥。虽说那年代100来块钱也是一大笔钱，我们兵团战士每个月的生活费都只有16元，但判10年也是太重了。我之所以记得楼正潮这个人，是因为犯人们介绍他有一个绝技就是吃甘蔗在全农场的犯人里面速度第一。1970年2月，我们到农场才几天就赶上过春节，农场的甘蔗只卖一分钱一斤，犯人们穷开心打赌吃甘蔗，赢家白吃，结果楼正潮半个小时啃下了30斤。春节后开工时我们知青中闻知此事，有人尝试能啃多少，但啃了两三根就吃不动了。 我们班的犯人中接触的时间最短的是一个姓李的犯人，名字记不到了。李是个技术人员，30来岁，因为某个县里的水库溃堤而作为设计工程师被追究责任，定了“反革命破坏罪”来到了永桥农场劳改。我们一起劳动就是个把月，春耕还没有开始，他就调到五连也就是基建连去了。1970年下半年我们连队盖干打垒的营房，基建连在现场带领劳改犯人干活的就是这个李工，我们见面时他还认识我，很客气的叫我王班长。 1970年4月份，独立营又增加了200多位上海知青，我们连队重新编班排，两个农业排编成了三个农业排，我又成了3排任8班长，而在这期间，农场对犯人的管理也改变了，不再分散到班来管理。再后来没多久“九.一三”事件爆发，兵团撤销，劳改犯全部调去了别处服刑。还需要补充的一句话就是那几个月里和劳改犯人一起劳动，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农活技能。换个角度说，就是说犯人们是我们这些知青干农活的师傅。 我在1972年12月离开了永桥农场调到了江西省第三监狱（景德镇市浮南瓷土矿）武装连工作，虽然同样为劳改单位但与劳改犯人没有了直接接触。随着时间的消逝，1970年上半年的和劳改犯人的直接接触，一同劳动的记忆已经忘记了。 这两天，围绕着喜茶与中国陶瓷博物馆合作把瓷雕《沉思罗汉》的图像印上了喜茶纸杯推出新产品“佛喜茶”而被行政机关约谈以致下架这个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同的观点各执一词本是正常的，但这一事件暴露出来的那种情绪让人担心。有支持约谈并下架观点的人认为《沉思罗汉》会导致人们堕落，只是沉思而不思进取。还有的人以佛教徒说事，说这样做是不尊重佛像，认为“喜茶把佛像印在一次性杯子上是侮辱佛祖之行为”。 这个“致人堕落”和“侮辱佛祖”的帽子有一点大，还有点刺眼，使得我本已沉睡的记忆细胞被惊醒，想起了上面写的50年前农场里认识的那些劳改犯人的写标语写漏了个字，把印有领袖肖像的报纸垫到了屁股下坐就要坐牢的故事。我在写了那篇短文《沉思罗汉是中华文化瑰宝》微博正文 后，感到有必要再写这篇文章，把我的回忆与思考告诉大家。 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之往事不堪回首，而知青的上山下乡，非亲身经历不知其苦。有人说“青春无悔”，那是没有办法悔，不可能从头再来。 50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曾经在永桥农场劳动改造的犯人中的冤假错案何时平反的？他们后来的日子过得如何？他们是那一个法治遭到践踏的时代的牺牲品，可个人在历史逆流面前是那么的无力。 鉴于此，我是真心的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越来越讲文明讲法治，以保障人们可以齐心协力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我们特别要警惕已经过去的那种随意打棍子、扣帽子，胡乱整人的时代再卷土重来，因为我们对文革的反思没有完全到位。虽然有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下了定论，但在许多人的思想上并没有根除人整人的思维。 近几年来我一直讲那句老话，我们有幸不在那辆出事的公交车上，我们都在社会这一辆大公交车上；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没有法治，谁也没有绝对的安全，无论你有钱还是没钱，有权还是没权。收起 🔗 网页链接展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