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對付知名的知識分子，在三十年代認為比較文雅的辦法是，給他搞上某個丟臉的條文----如男色，或者如對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說他與女病人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咬了她的乳房”......又：“凡以削弱政權為目的的行為，都被認為是反革命行為”。（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