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环节，我问他，他《杀》一文表现对杨佳和夏俊峰极大的同情，会不会对被杀者及其家人不公平？以及是否太违背法治精神？他回答：该文是出于人性角度，谴责的是使同样有家人的双方互相伤害的制度。然而这太偷梁换柱了。这世上任何国家，都有凶杀残害，行凶者多有家小，若都归到制度上，未免推脱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