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女警长聂海芬办张氏叔侄奸杀案失败的教训中，我看到的是对证据的要求要严苛，要求绝对的DNA样本，而不要试图搞变通，用非决定性的证据来代替DNA样本。在二里头遗址性质认定问题上，北大考古系主任李伯谦建议学术界考虑在没有出土文字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用其他证据来决定遗址性质。这很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