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我“改正错误”，广州专门组织了一次多部门参与的座谈会，努力教育我、说服我接受批评意见，但由于自己比较固执，认为他们的理由不足以改变我的想法，结果使对方很失望。说来也巧，从此以后，我一到广州，手机就用不了了，说是“无服务”，一出广州就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