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