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微博屏蔽【巴西学者：高科技社会主义第一次引导潮流，对南方国家意味着什么？】巴西新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不久将抵达中国首都北京。这场访问令人期待，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重大主题有望通过此次访问得到解决。显而易见，两国共同关切的问题将被提上议程，其中包括两个经济体如何进一步融合等。在我的国家巴西，两国之间的关系被误解很深，这是个大问题。人们讨论最多是贸易议程，深层次来说，问题的借口就是巴西不满于维持中巴贸易现状。换句话说，巴西不满足于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商，我相信这个角色甚至也不是中国人的兴趣所在。一个衰退的、去工业化的巴西，其社会结构被破坏，处于法西斯主义威胁之下，这对美国来说再好不过，但对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却是很糟糕的。我们回到卢拉·达席尔瓦，这位巴西总统曾遭到无情的司法迫害，不久前，他在史上最大的法律诉讼中被定罪并监禁580天。难以置信的是，卢拉出狱了，并证明了他的审判官是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他国利益集团服务的，并最终在选举中击败了极右派博索纳罗当选总统。2022年10月30日，巴西前总统卢拉在圣保罗举行的总统第二轮选举中投票结束后向支持者发表讲话。（图片来源：美联社）七年前，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反对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的政变，巴西因而经历了糟糕的几年。这短短的几年是巴西历史的交汇期。要讨论兼顾巴西、中国和全球南方利益的议题，必须回望两个伟大国家的历史。不考虑历史因素，中国和巴西两国的联合与互补战略就无法形成。1980：中巴历史的岔口20世纪80年代末的巴西和中国，正在驶入不同的时代。自1930年革命以来，巴西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1980年）。就好像巴西从中世纪的1930年代，进入了1980年的当代世界。这是一条矛盾而特殊的发展道路。然而，这一历程在随之而来的数十年低增长、去工业化和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巅峰时刻宣告终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巴西的战略思想已经被一种愿景所取代，即巴西应该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中低头。从那时起，我们失去了实现自己的愿景和擘画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卢拉·达席尔瓦和迪尔玛·罗塞夫的上台正是力图改变这种现状的反映。巴西再次思考自己的基业，以独立国家主权融入世界的清晰战略为基础制定决策。但是，卢拉·达席尔瓦和罗塞夫的“巴西梦”在2016年的政变遭到了打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曲折后，于1978年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事实上，与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相反，中国重塑了社会主义。这种对社会主义的重塑是通过市场机制发生的，中国千年来的农民的生产能力通过市场机制得以贸易化，并产生了良性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我称之为“新社会经济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如果说毛泽东依靠贫苦农民的力量发动了革命，那么邓小平则依靠中农来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并且没有在苏联福特主义和其社会主义模式衰败后屈服。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到2020年，中国年均实际GDP增长达到9.2%。而且，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一直在以高于国际平均增长率水平增长，几乎没有间断过。同时，中国35年来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约为9%，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80年的仅250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8827美元，也就是说，增长了36倍！随之增长的还有高额投资，1982-2011年，投资占GDP年平均比重达到36.9%，2004年以来更是超过了40%。图片2012-2021年中国人均GDP增长情况（图源：CEIC数据库）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商业、工业和金融大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约140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和金融机器，其背后的基础是99家世界五百强国有企业集团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中国正在引领社会主义新潮流在中国，至少可以看到两项主要变化。其一是高科技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创新塑造了独特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以公共部门和经济规划重大项目为基础，千千万万个工程师和项目经济师使用颠覆性的技术创新（5G、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开创了全新而且更优越的经济规划（economic planning）形式，使得我们对各种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形式产生了质疑。其二是新全球化基地。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内部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从基于交换价值建设的经济，转向基于使用价值建设的经济。了解这一现象对于任何试图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潮流和发展道路的人来说至关重要。几十年的高投资率已经使得中国发生了巨变，国内高铁运营里程就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稳居世界第一。这种创造使用价值的新机器正为“一带一路”等全球倡议奠定了基础。这意味着，高科技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引导潮流，外围国家将能够根据这一潮流规划其经济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富有成效和包容性的“新全球化”出现了。一个实际问题也因此而产生：这样的新全球化进程，对巴西和整个全球南方国家意味着什么？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雏形新自由主义会破环一国物质发展基础，巴西正是典型的例子。例如，在巴西，从南到北的陆路通行几乎不可能。除了高生产成本有关的问题外，还有亟待解决的国家主权问题。通过试错，巴西发现无法在规划经济方面找到自己的路。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吸引汽车行业的外国公司，巴西不仅仅利用了全球“汽车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属机械园区之一；还通过开通数千公里公路，完成了经济和领土的统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全球化的融和形式被证明越来越昂贵和低效。想重新审视国家独立主权，必须要拥抱世界上出现的新趋势。而中国，正成为可以帮助巴西充分行使主权的高水平伙伴关系的最佳选择。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框架，使巴西和中国达成协议：一方（巴西）吸引技术转让类投资，为巴西的再工业化进程开辟真正的可能性；另一方（中国）可以获得巴西大豆、铁矿石和石油等大宗商品的特权。这种伙伴关系的设计已经在中国和伊朗达成的25年历史性协议中成功应用。最近，中国承诺在减少全球南北方国家差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是同一个中国，已经决定在玻利维亚投资工业化厂房，以提高锂的产出价值，并使玻利维亚人民受益。玻利维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锂储量，正是如此，埃隆·马斯克曾在2020年玻利维亚政变中发布了那句著名的推文：“我们想推翻谁就推翻谁”）（we’ll coup whoever we want）。也就是说，中国和全球南方之间已经发展出合作模式的雏形。如果这一模式进一步扩大，就可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此外，几十年来，由于连年的紧缩政策和“国家不干预”政策，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痼疾。问题是如何根据不同情况，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创建一个可行的制度化机制，并为创造一个多极化世界提供基础。另一个需要研究和深化的领域是培训，以及在新开发银行的协调下，多样化的全球南方开发银行之间的合作。通过有效合作，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智利、非洲和其他国家的开发银行将能够实现更为广泛的行动协调，包括从调查投资需求，项目设计到执行的所有环节。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不同的生产部门，如重型机械工业、重型工程和建筑行业，也可以彼此开放，融合发展。这些解决方案都不简单。但我相信，用中国人的话说，这是建设“命运共同体 ”的最好注脚。它超越了“一带一路”倡议，甚至表明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出现了。我相信，我们所指的“社会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全球南方国家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来规划其对外贸易，并扩大生产，使其更高水平地与南方国家的商业、金融、货币和投资相融合。卢拉对中国的访问，可能是人民寻求真正自决史诗中的又一个章节，这条路道阻且长，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此刻，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敢于为人类发展提出创造性的、影响深远的解决方案。巴西的命运将围绕一场为国运而战的伟大战斗。这场战斗是长期的，在最近几年充满戏剧性。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请记住我们的前总统、巴西的女英雄迪尔玛·罗塞夫所说的：巴西国运长远，而且我们站在中国一边。我对这一真理毫不质疑，历史正在抒写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恢弘画卷。必定如此，这个世界会感谢我们！收起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对中国的启示观察者网：硅谷银行危机的爆发，对中国而言，有何启示？曹远征：疫情后，美国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开动印钞机购买国债，扩大的赤字用于抗疫，并给居民发现金。所以造成美国疫情期间失业率在提高、居民储蓄存款在增长的现象。居民储蓄在增长，因此消费一直也不错，中国的出口 ...展开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黄达同志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教育家，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新中国金融学科主要奠基人，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经济学召集人、第四届学科评议组应用经济学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 ...展开展开全文
- 被微博屏蔽【吉迪恩·拉赫曼：正在达沃斯的世界领袖们，应冷静思考一下世界的未来】#透过财经看世界# #财经# 随着今年世界经济论坛的诸位嘉宾再次齐聚达沃斯，托马斯•曼描绘的那个世界似乎与我们现在的世界出现了令人不安的相似性。让这个论坛深感恐惧的是，长期的和平、繁荣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即将结束——就像 1914 年那样。今年达沃斯的口号是“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这种分裂始于新冠疫情——封城、封国和供应链中断。因此，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自疫情开始以来首次在冬季主会场举行）可被视为常态回归的信号。达沃斯爆发抗议即使新一波疫情没有出现，新冠疫情也改变了政府和企业对全球化的看法。众人原以为货物和商品总是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运输，现在这一幻想已经破灭。企业已经从“及时”供应链战略转变为“以防万一”战略。未来还可能出现更多的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其他不测（曾被认为是遥不可及的意外事件）受到了更多关注。极端天气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这使人们开始担心食品安全和旅行安全。由某些国家或犯罪分子发动的网络攻击威胁着现代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在政府的催促下，企业不得不改变它们的经营方式。企业依赖易受疾病、战争或其他紧急情况影响的复杂供应链是不明智的。像苹果这样吹嘘产品“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的公司将被迫实现生产多元化，苹果公司已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疫情促使一些西方公司努力减少自己对中国的依赖。它们在意识到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后，加快了转移的速度。去年爆发的俄乌战争表明，意外事件是有可能发生的。1945年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正在距离达沃斯豪华酒店不到一千英里的地方进行。由于乌克兰冲突仍在继续，战争升级的风险仍然很高。核战争是最可怕的未来场景——自去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白宫一直担心这一风险。即使没有使用核武器，随着北约向乌克兰运送先进武器以及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军用无人机，冲突扩大的危险仍然存在。这场冲突表明战争将如何切断全球化赖以成立的经济联系。欧盟正在大幅减少进口俄罗斯能源——这加剧了欧洲的通货膨胀，并有可能导致一些行业失去竞争力。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世界粮食市场上的重要供应国，双方爆发战争推高了食品价格，并有可能致数百万人挨饿。政治家和实业家正在紧张地关注着下一次地缘政治威胁。许多人把眼光投向了台湾岛，它生产了世界上90%的先进芯片。台海危机可能导致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商台积电倒闭，从而给世界经济带来毁灭性后果。即使是远未达到开战程度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扰乱了国际贸易。美国对中国日益警惕的态度，促使拜登政府严厉限制敏感技术出口中国。这不仅影响到美国公司，还影响到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科技巨头，例如韩国三星。政治领导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必须担心国内民粹主义者的压力。许多民粹主义者已成功使世界经济论坛变成不平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近年来，达沃斯成功吸引了反疫苗人士、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宗教狂热分子和强硬民族主义者的愤怒眼光。有关该论坛的阴谋论甚嚣尘上。在更不受约束的互联网上，有人指责世界经济论坛利用疫情来控制世界经济。撇开这些怪论不谈，认为达沃斯也有一定害处的论调已经流行起来。决心以美国普通工人利益代表面目出现的乔·拜登总统不太可能冒险出席达沃斯（他和唐纳德·特朗普不同，特朗普喜欢与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众多企业老总们觥筹交错）。即使是欧洲的中间派和保守派领导人也可能对出席达沃斯论坛持谨慎态度。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是全球化的捍卫者，他曾在达沃斯发表过讲话，他此时正要推动敏感的国内养老金改革，因此可能会觉得现在不适宜出席达沃斯论坛。作为一位有金融从业背景的新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通常会抓住机会去拉拢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企业高管；但英国正面临新一轮罢工潮，因此他可能认为不出席才是明智之举。斯哈泽尔普酒店是托马斯·曼“魔山”疗养院的原型，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世界领袖们最好乘坐缆车前往这家酒店。该酒店的景致是全达沃斯最好的，如此美景可能为领袖们提供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想一想该如何防止战争和天灾再次摧毁全球经济。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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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微博屏蔽【王永利：住户存贷款增长变化值得关注】#透过财经看世界# #财经# 2022年受到新冠病毒大规模传播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面临着需求萎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问题相互交际不断增强，经济增长仅为3%，大大低于原定5.5%的目标。其中，消费作为终端需求和经济增长最基础动力持续低迷疲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此相应，住户本外币汇总存贷款变化情况发生突变，引起人们很大警惕：2022年住户本外币存款同比增长近18万亿元，与前三年每年增长10万亿元左右相比，多增了8万亿元（有人称之为“超额储蓄”），增长率创下2009年之后新高（这也成为2022年人民币货币总量M2新增28.14万亿元，创下年度新增历史新高的重要因素）；住户本外币贷款同比仅增长3.81万亿元，比前三年每年增长8万亿元左右相比，少增了4万多亿元，增长率创下2007年有住户贷款披露数据以来的新低。住户存贷款增长变化影响重大，对这种突变确实需要深入分析。2007年以来住户存贷款变化基本数据从人民银行有住户贷款统计披露数据的2007年以来（在中国，银行对住户提供贷款基本上是从1999年才开始，但因一开始规模有限，央行并未单独统计和披露），我国住户本外币合计的存贷款变化情况如下：2007年以来住户本外币存贷款余额（万亿元）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统计数据。另外，2000-2006年度住户本外币存款余额（万亿元）和增长率（%）为：住户本外币存款增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从上表数据看，2000-2007年住户存款每年增长基本上保持在1-2万亿元的规模。2008-2017年住户存款基本上保持在年增长4-5万亿元的规模。但2018年增长7万多亿元；2019-2021年，住户存款每年增长进一步跃升至10万亿元左右的规模；2022年更是大幅增长近18万亿元，创下年度增长规模的新记录。由此呈现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增长台阶，其中2008年和2018年成为跨上新台阶的重要节点：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扩大了货币投放；2017年底推动“强监管、去杠杆”后，货币投放和全社会流动性受到影响，2018年下半年开始予以调整，货币投放明显加大。2022年可能成为开启新阶段、跨上新台阶的新节点。从住户本外币存款年度增长率来看，自2000年至2013年，除2000年和2007年低于10%（均不足8%再）外，其余均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中，2002年和2008年增速均超过25%。但2014年至2017年，年度增速均低于10%，其中，2017年同比增速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足7.5%。自2018年开始，住户本外币存款增速重新回到10%以上，其中，2022年增长率达到17.33%。这一增长率虽然不是历史最高，但由于存款规模扩大，即使增长率相同，存款新增规模也会扩大；如果增长率提高，新增存款规模就会更大。住户部门存款的增长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1、收入增长情况。住户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各种捐赠、补贴收入等，其增长是住户存款增长的核心基础，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2000年以来，住户收入总体保持稳定增长，2008年和2018年国家扩大经济刺激和货币投放情况下，住户收入增长更是明显加大。但2022年受到新冠病毒蔓延、经济增长下行、社会就业不稳、利率水平降低等因素影响，尽管政府加大了补贴力度，住户收入增长规模应该仍是同比收缩，对存款同比增长影响应该偏向负面。2、存款支出情况。住户的收入减去其支出后，才能形成储蓄存款。所以存款的增长变化，不仅受到收入增长的正向影响，会受到支出增长的负向影响。住户支出包括衣食住（房子）行（车子）、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消费支出。2000年以来，住户支出波动很大，特别是住房、教育、医疗开支增长很快，对住户存款增长构成负面影响。但2022年这些方面的支出受到很大约束，同比减少数万亿元，成为存款同比大幅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3、投资理财变化情况。包括直接进行投资、购买股票债券等证券类产品、购买基金、信托、理财等资管产品，以及购买保险等，这会减少住户存款；收回投资以及获得收益，会增加住户存款。2018年之后，随着互联网金融整治以及资管新规从征求意见到正式实施，以及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出现资产荒），这部分支出的增长明显收缩，其中，2022年更加明显，不仅这些方面新的投资增长乏力，而且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赎回潮流，投资理财规模回落数万亿元也成为存款同比增长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4、其他。如偿还贷款本息、住户汇款出境或从境外收到款项、春节前住户存款惯例增长最大但节后会下降很大等。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存款只是住户财富的一部分，并不是住户财富的全部。存款与其他财富之间是会相互转化的。比如，中金公司发布的中国家庭（住户）财富主要大类分布如下（不一定非常准确，仅供参考）：住户本外币贷款增长变化情况住户贷款包括消费贷款（大头是住房贷款和汽车贷款，另含助学贷款）和经营贷款，2007-2021年，贷款增速一直保持2位数增长，但自2017年开始，在国家推行“去杠杆”政策下，贷款增长率出现持续下滑态势，自2016年同比增长23.45%，一直下降至2021年同比增长12.53%。2022年贷款同比增速大幅下降至5.39%，有记录以来首次进入个位数。其中，2007年以来住户消费贷款和经营贷款（万亿元）年度变化情况如下：住户贷款属于其负债，其增长反映出住户和放贷银行对经济发展前景预期向好，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经济加快增长。但贷款属于透支未来，一旦人们对经济发展预期转弱，就可能压缩贷款需求，减少新增贷款，甚至会提前归还贷款，减少存量贷款，增强通货紧缩，对后期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其中，消费贷款比经营贷款的波动性更强）。在经济下行情况下，银行基于控制信贷风险考虑，也会收缩信贷投放，除非政府或央行行政干预或提供更多保障。由此，2017年开始，住户贷款增长率出现持续下滑态势，全社会消费增长也随之不断萎缩，特别是2022年住户贷款增长率大幅下滑至5.39%（包括前些年住户贷款高速增长的回调），成为抑制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住户贷款的增减变化还会对住户存款产生连带影响。比如，住房和汽车贷款等，都要求购买者有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首付款，贷款增长会相应带动首付款增加并减少等额的住户存款。另外，住户偿还贷款本息的规模扩大，也会相应减少住户存款。由此，如果按照前两年消费贷款年增长不低于10.5%计算，2022年消费贷款新增应该达到5.76万亿元，实际只增加1.15万亿元，少增了4.61万亿元。如果按照上年房贷车贷30%-40%首付款计算，就会节省1.38-1.84万亿元存款支出，形成存款同比增加项。另外，银行核销住户贷款坏账，也会减少其贷款规模，而不会因此减少住户存款。但如果银行出现较大比例的贷款核销，也意味着社会贷款环境的恶化，银行为控制风险，往往会压缩贷款增长，或者提高贷款利率。住户本外币净存款变化情况单独看住户存款，2022年本外币存款总额达到121.21万亿元，当年GDP初步核算结果为121.02万亿元，二者相比，居民储蓄率已经超过100%，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高的。有人由此认为，如果能从住户部门本外币存款余额中激发出20%用于投资消费，那就会达到24万多亿元，如果由此再推动全社会加杠杆，按照4-5倍计算，就可能达到96-120万亿元的规模，对经济增长将产生重要影响。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震撼力，但要实施却并不容易。首先需要看到的是：住户部门不仅有存款，同时还有贷款，撇开贷款单独看存款是不够严谨的。从存款减去贷款后的净存款看，情况就会有很大不同。自2009年开始，用于住户贷款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存款，造成住户净存款虽然保持增长，但其增速却一直低于存款增速，贷存比不断提升。2016-2018年净存款甚至出现负增长（当年贷款新增规模超过存款新增规模），2018年末净存款余额24.55万亿元，不仅低于2015年末的28.16万亿元，而且低于2012年末的24.88万亿元。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利于促进当期的经济增长，但却是在透支未来，推动住户负债率的急速提升，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隐患，国家由此收紧了对住户贷款的控制，特别是对住房贷款的控制。2019年开始，住户净存款恢复正增长（当年存款新增规模超过贷款新增规模），但贷存比仍继续保持上升态势，从2008年的25.31%，一直上升至2021年的68.83%。2022年才出现重大转变，住户净存款新增4.07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3.69%，贷存比下降至61.83%。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住户消费支出和贷款需求萎缩所致，收入增长的影响并不是主要因素，并且因为收入增长预期减弱，进一步抑制消费和贷款需求，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住户存款和贷款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不同住户净存款规模差距很大且不断扩大。据权威报道，我国月收入不超过1000元的人数超过6亿人，很多人的社会保障不足，其收入仅仅满足日常生活开支，其户均存款量很少，尽管存在很大的消费需求，但如果就业和收入增长没有保障，其扩大开支的潜力并不大；有些人月收入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但其中也有很多人已经因购房买车等背负着很大的贷款等负债，一旦其就业不稳收入下降，就可能遭遇债务危机并可能影响其个人信用与未来发展，使其不敢扩大开支；有些人成为高收入者和高档资产充分拥有者，户均存款规模也非常大，但其消费增长可能是全球化的高端选择，国内一般性商品或服务已经难以满足其新增需求，并且会更加关注其财产的安全性和不同国家的比较与可能的财富转移。同时，在经济下行、市场和政策环境发生负向变化情况下，更多投资人、企业家可能遭遇经营困难或重大损失，有的甚至成为失信人而被限制消费，这都会影响到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可见，全社会对未来经济增长、就业稳定、收入增长、投资回报的预期至关重要。只有收入预期乐观向好，人们才敢于扩大投资和消费，推动商品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推动经济运行良性循环。如果收入预期转弱甚至明显恶化，人们就会收缩投资和消费，商品和货币流通速度就会减慢，大量的货币就会沉淀不动，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失业增多、社会不稳，形成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下，想推动人们扩大投资和消费相当困难。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具有庞大的住户存款，就一定能出现报复性投资和消费反弹。从2022年的情况看，扭转民间预期减弱、投资消费萎缩的局势，尽快实行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在新冠病毒严格管控彻底放开、病毒传播高峰过后经济社会运行恢复正常，但又面临国际局势更加尖锐复杂，外需明显萎缩情况下，必须把扩大内需放在突出位置，围绕改善收入预期与营商环境、激发全社会投资消费积极性，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与技术创新。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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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微博屏蔽人大重阳王文亲历被制裁下的俄罗斯：飞往欧美航班全部取消，信用卡无法使用，俄罗斯“堡垒体系”能化解制裁压力吗？ 人大重阳的微博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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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Ross431 ：中国经济远未到退出高投入阶段】中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依靠的是高资本积累模式。而现阶段的中国要想继续保持高增长模式，依然要加大资本投资，也就是说要从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预算三方面入手，提高国家储蓄总值，从而保证较高的资本投入到经济运行中。🔗 网页链接
- 【陈雨露：2015年金融改革或有实质性进展】2014年是改革动员之年，整个国家都在积蓄力量，蓄势待发。预计2015年开始金融改革力度会加大，节奏会加快。利率市场化正在稳步推进，目前贷款利率已经放开，存款利率有望在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后推进，或许2015年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 网页链接
- 【@JohnRoss431 ：要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存相当一部分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还要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地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要更大程度地激发私有部门的活力。🔗 网页链接
- 【帕特里克•孟迪斯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9月17日，人大重阳邀请乔治梅森大学帕特里克•孟迪斯博士主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平的战争’还是‘贸易缔造和平’”。我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评论 主持了此次讲座。@JohnRoss431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翟东升、@主持人杨锐 等参加讨论。🔗 网页链接
- 【@JohnRoss431 ：中国经济增长是特殊国情还是普适规律？】自1978年以来，中国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常被称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但历时30年的西方经济研究也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其实根植于普世的经济发展进程之中。🔗 网页链接
- #“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国际研讨会# 【全球首个G20智库年会机制在京启动】2014年9月3-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该校重要智库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20国智库论坛在北京举行，为两个月后在澳大利亚召开G20首脑峰会出谋划策，这标志着全球首个G20智库年会机制在京启动。🔗 网页链接
- 【@王文评论 ：“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三轮崩溃论都恰与中国经济三次下行周期相重合，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最为困难、改革最为艰巨的时候，唱衰中国的论调也抬得越高。唱衰中国的言论与中国经济暂时滑坡、风险累积等因素有一定的关联，这导致部分国内外人士对中国产生悲观预期。🔗 网页链接
- 【@JohnRoss431 ：邓小平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邓小平的经济政策是将基本的理论原则结合自身具体国情，这帮助中国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成就。 二十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不是凯恩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而是邓小平和随他一起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人。🔗 网页链接
- 【人大重阳新书《重新发现中国优势》出版】《重新发现中国优势》是人大重阳研究院主编的人大重阳金融研究书系的第11本金融类图书。本书为近两年国内外政要名流在人大重阳的讲座实录。该书倡导“用另一种眼光看中国，通过国际比较对中国发展拥有充分自信”。 [鼓掌] 🔗 网页链接
- 【@王文评论 ：金融与实体经济再思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新时期中国金融工作的基本要求，然而在现实理解中，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好诠释，“服务”有时被理解得过于狭隘，以至于机械地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进而影响到了金融改革的步伐与质量。🔗 网页链接
- 【环球人物专访：著名旅美社会学家李毅先生将做客环球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旅美学家李毅：当今世界没有普世价值。对任何国家而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网页链接
- 【赵锡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梦的货币诠释】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虽然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最新数据表明人民币地位有所提升，但与美元在全球货币交易中所占据的85%的比重相比，人民币目前2.2%的交易量仍显得十分“微弱”。🔗 网页链接
- 【@JohnRoss431 ：中国和拉美构建命运共同体】中国和拉美经济发展水平均显著高于其他主要发展中地区，意味着双方可以在更多领域进行贸易合作。这也恰好说明了为何中国和拉美整体的贸易能几乎处于平衡状态——显然这大大有助于减少贸易摩擦。🔗 网页链接
- 【中国智库，迎来春天——深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人民日报7月24日报道《中国智库迎来春天》，文中提到，@人大重阳 作为中国新型智库代表曾在去年8月举办20国智库论坛，为G20首脑峰会献计献策，聘用前国际政要的新锐做法让人耳目一新。🔗 网页链接
- 【@张颐武： 眼看着洋快餐跌落神坛】洋快餐走下神坛其实是中国消费者权利意识的深化，以及中国社会跨过一个发展阶段的标志。告别洋快餐的神话和对它的盲目崇拜，让洋快餐和本土企业在同样的标准下接受监管、公平竞争。 🔗 网页链接
- 【黄育川：中国影子银行风险被高估】总体上，传统银行体系对高风险影子银行活动的敞口比危言耸听的人们所说的要小得多。真正令人担心的问题仅仅集中在信托公司和银行的理财产品方面，而即使是这两者的风险也常常被夸大。🔗 网页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