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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陈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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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交接,必然会有一场腥风血雨】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跟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一样,是文化大革命中召开的一届最特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实际上涉及如何重新构建文化大革命颠覆了国家和政府机构,要不要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与元首制度不设国家主席,以及重建的国家政府最高权力分配,中共高层围绕着这些实质性的问题,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较量。在两次惊心动魄的较量中,年迈病重的毛泽东,为了让国家由乱达治实现经济发展,不得不依靠周恩来甚至重新启用邓小平这样的有治国治军经验的共和国元老,却又不得不支持江青等“极左”派,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老年毛泽东重病中思想一直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但始终把治党治国治军的重任交给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共和国元老,却又依靠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这种自相矛盾和左右平衡的做法,决定了在他生命最后岁月,围绕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争夺,必然会有一场腥风血雨。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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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席公开给刘少奇副主席贴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刘少奇。毛泽东在那张大字报中指出,文化革命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造反运动的错误之后,进而写道:“联系1962年的右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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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亭事件”是“一月夺权风暴”的前奏1966年11月9日,上海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建立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号召,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派人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上海市委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组织,要求上海市委派人参加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支持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已经于1965年4月病逝,陈丕显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遵照中共中央规定,坚持工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利用生产之余的时间在工厂、农村进行,上海多家工厂的工人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明显不符合中共中央的规定,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就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更不符合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只能在每个企业内开展的规定,上海市委请示报告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及副组长张春桥,陶铸和陈伯达、张春桥按照中央那些规定,赞成上海市委拒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要求,既不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不是革命组织表态,也不参加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不顾上海市委劝阻,成立大会照样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大会后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上海市委明确表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到底是不是革命组织。上海市委按照陶铸、陈伯达、张春桥的意见,不公开表态承认它们是革命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带领造反工人,当夜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上车赴京请愿。上海铁路局认为工人离开工厂离开生产,强行上车赴京请愿不符合中央的规定,将列车阻留在上海北边的安亭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总司令王洪文等,率众下车一齐躺卧在铁轨上,阻拦所有南来北往的火车通过,王洪文等人提出明确要求,如果上海市委不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组织,不承认他们卧轨是革命行动,他们决不撤离躺卧的铁轨,沪宁铁路交通结果被阻断30多个小时,致使数十趟京沪在线火车滞留沿途各站,制造了文化革命中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紧急报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回电报明确指示,上海市委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组织,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卧轨是革命行动,陈伯达答应马上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赴上海处理此事。张春桥深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没有按照中共的规矩先与上海市委商量,到上海直接到安亭会见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默许之后,违背陈伯达先前给上海市委的电报指示,一改先前在北京研究此事件所持态度,竟然签字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卧轨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同意此次事件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责令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长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公开检讨,上海市委必须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日后的造反提供各方面的方便条件。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表态与处理,既不符合此前他和陈伯达、陶铸对上海市委请示的答复,也不符合此前陈伯达答复上海市委的电报精神,引起了上海市委强烈不满,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长曹荻秋召开的研究安亭事件的市委常委会上,不少市委常委当面指责张春桥的行为与表态。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同时打电话问陈伯达,张春桥为什么如此表态?张春桥却说这样处理安亭事件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曾经对他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那儿来的几条规定?张春桥既然向毛泽东汇报过,张春桥的表态与处理虽然不符合中央现有规定和此前的表态,秉承的却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上海市委也只好接受既成事实,履行张春桥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承诺。王洪文带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制造的“安亭事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后,“安亭事件”就成为影响全国文化革命进程的最重要事件,毛泽东表态支持上海造反工人的造反行动,对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战线的各种造反组织是一个巨大鼓舞,此前不少工人、农民造反组织试图建立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中央却有工人、农民不得建立全行业跨地区组织规定,现在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支持上海工人推翻中央原有规定,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战线的造反组织深受鼓舞,纷纷打破所在工厂、农村、单位之界限,成立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纷纷仿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会同学生造反组织占领各地党政机关、工厂、村镇,逼迫当地党委和政府表态,承认他们是“革命造反组织”,为其造反提供各个方面的方便条件,否则就像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那样,阻断交通,威胁断水断电,卧轨拦车,上北京告状。各地党政领导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普遍受到冲击,已经成为惊弓之鸟,既然现在最高领袖毛泽东明确支持上海工人冲破中央原有规定,他们只得同意工人、农民成立全行业跨地区造反组织,承认他们离开工厂和所在农村社队,丢开工作和农活,到社会上去造反,是“革命行动”,满足他们造反的种种要求,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各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战线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迅速与正在各地大串联的学生造反队伍汇合,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夺权运动,工人、农民造反组织与青年学生造反组织,从此共同左右各地文化革命的进程,成为不可阻挡的造反洪流。“安亭事件”标志文化革命的进程,从发动阶段由青年学生造反组织左右,变成了由工人、农民造反组织与青年学生造反组织共同左右,而各种以工人、农民为骨干的造反组织,人数众多,又掌控着工厂和农村的工农业产品,决定着城市的物资供应,比青年学生造反组织有更强的实力,更具有社会斗争的经验,对各地的文化大革命有更大的影响力,文化大革命从此进入争夺权力的复杂激烈较量阶段。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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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反对个人崇拜到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政治高压之下党内外或为自保或为获利,对最高领袖投其所好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一步一步把最高领袖供上神坛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形成,跟党内外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风长期盛行密切相关,中共长期集体拥戴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不可挑战,也助长了毛泽东接受个人崇拜和自认为受之无愧。毛泽东并非生来就喜欢个人崇拜,他吃过别人独断专行的苦头,战争年代曾经一再反对个人专断,甚至促使中共作出决定建立相应制度,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央苏区,毛泽东就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个人驾凌于党组织之上,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分析了党内家长制作风的社会根源及其危害,要求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反对个人专断,防止和克服家长制作风。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决定确定了中共党内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独裁的具体原则,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制度,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严格遵守。毛泽东领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群众尊敬和热爱毛泽东,民众中喊出“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之类的口号,本来不过是一种感激心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却在一遍赞扬声中, 当成了全民忠心的拥戴,逐渐自认为自己是伟大正确英明的领袖,党内外的歌功颂德与阿谀奉承,更促使毛泽东不能清醒地对待歌功颂德,自认为真理在手,自己就是比其他人英明,遇不同意见就严厉批评,在党内外形成政治高压态势,各种动机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投其所好,直言敢谏者甚至成为“知道了右倾反党”,逐渐地全党失声全民失声,只剩最高领导的的。一言堂。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执政党面临着比战争年代更加复杂更加纷繁局面,战争领袖必须自觉地实现和平建设领袖的转变,和平建设领袖必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治国理政,应对国内外复杂的事变,个人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事项,不可能妥善地处理内政外交,必然带来危机甚至灾难。但是,毛泽东未能实现战争领袖向和平建设领袖的转变,中共也沿袭战争年代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令毛泽东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赋予他的权利最终决定党国家军队的重大事项,决定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决定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升迁沉浮,一些人为了自保或者得到提拔,必然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质疑他的决策敢提出不同意见之人,往往会受到冷落甚至打成“反党集团”,在这政治高压态势下,党内外就有不少人只能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很难听到真话看清真相,也无法事事都头脑清醒理智慧作出决断。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危害,本来为中共和毛泽东提供了制止个人崇拜的机会,中共在国际上公开为斯大林辩护的同时,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党内一些人对苏共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3月10日讲话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之同时,又号召领导干部要敢讲真话。毛泽东说:“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藉,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监狱,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说话。”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面对中央机关和各地的高级领导人,把个人崇拜与反个人崇拜,划分为正确与不正确两类,明确提出有人反对崇拜别人,实际上是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此话一出,党内再也没有人敢提反对个人崇拜,一些高级干部趁机投其所好,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发言极具代表性,柯庆施在会上发言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不少高级干部发言,对柯庆施的发言附和赞同,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因为真理在毛泽东手里,要更加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会上掀起了狂热地崇拜毛泽东之风。这种个人崇拜之风,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结果导致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党和国家的一个严重教训。好的。。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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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听听毛主席怎么说的。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毛泽东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 毛泽东所说一线、二线,指1956年以来,毛泽东‘退居’所谓二线不再亲自处理中央日常事务,而中央日常工作让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处理,但重大问题必须由毛泽东最终拍板,毛泽东仍掌握全局把握方向,对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决定事项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刘少奇既要主持日常工作处理大量国内外重大事项,但必须经毛泽东赞成才能最终决定,毛泽东从此既主持处理日常,却是驾临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上的最高领袖。 毛泽东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说:“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 毛泽东说:“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几个月,去掉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做‘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 毛泽东说:“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无非是犯一些错误,改了就好了。”“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要总结。” 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道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贞到的阻力,应该如何对待,也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打算一年多一点时间,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权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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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庆祝建国十七周年烟火,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谈到全国各地出现的造反与反对造反”的激烈内斗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就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不动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毛泽东在这里,把各地出现的造反与反对造反的激烈内斗,归咎于一些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调不动军队来对付造反的学生,于是只有调动工人和农民来对付造反的学生,毛泽东认为,这和刘少奇派工作组管束学生的造反行为,是同样性质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造反派,毛泽东同希尔的此番谈话,从此就成为将硬扣在反对造反的人们头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变成了后来在全国掀起的摧毁阻碍和反对造反势力的强大的政治运动,即全国掀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而为扫清干部群众阻止反对造反的障碍提供了最高政治权威依据,使大量阻止和反对造反的干部群众受到政治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保守派的抵制,在1967年一月的夺权风暴中,两派又围绕着谁该掌权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以致导致血腥武斗。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阿中友协代表团说:武斗“绝不是偶然的,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毛泽东 又将武斗归咎于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在幕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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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毛泽东病危中,决定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任国务院总理,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既不想逝世后让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执掌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也不愿让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落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手中,但在生命最后一刻也没向华国锋移交最高权力,导致逝世后争夺最高权力的腥风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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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月,扩大中央工作会上,刘少奇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作了自我批评,林彪发言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表态肯定林彪“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林彪讲话整理出来之后,毛泽东又致信田家英等:“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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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打倒王力、关锋、戚夲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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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在1966年十月中央工作会上讲话: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文化革命必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刘、邓路线;另一条是毛主席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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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为什么不顾国内外的反对,毫不动摇的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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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7年8月底到10月底,近两个月在农村所见到的文化大革命所记日记,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起,将公布日记所记录的武斗,也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最血腥的时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人,可以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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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日(1967) 星期一 晴 昨天,那几个盘查我们的造反派,今天又派人来到大姑家,同大表哥和二表哥交涉了好一阵子,颇有些不高兴地走了,两个表哥也不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顿时放心不下。吃过早饭,我们到了屋后的竹林中,黄永红见周围没有什么人,只有两三只小鸡在竹林地上觅食,竹枝上的小...全文: 🔗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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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2日 (1967) 星期六 晴 今天刚吃过早饭,校文革组织我们到西山游行,不少人都在问,为什么突然要到西山游行?校文革说是中央文革的通知。我们的队伍从北大出发,沿着公路往西山方向游行,随着队伍离海淀越来越远,公路两旁变得有些荒凉,我们仍然以高昂的政治热情,不断地喊着口号,终于...全文: 🔗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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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9日(1967) 星期四 晴 今晚,孙蓬一在大饭厅作检查,石红兵要我和黄永红去参加,黄永红和我都不想去,石红兵搬出鲁迅来压我们。 “鲁迅先生说得好,如果已经预料到了胜利而去参加革命,那并不是革命家,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是一个积极分子,而且在革命低潮时,甚至革命...全文: 🔗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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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日(1967) 星期五 晴 北京公社根本不理睬伯达同志秘书王文跃的电话,从昨晚到今天,一直围困着校文革,强烈要求聂元梓交出孙蓬一,同时在大饭厅贴出海报,说今天下午将在大饭厅举行斗争大会,斗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孙蓬一,欢迎全校革命师生踊跃参加。 看海报的新北大公社...全文: 🔗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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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日(1967) 星期一 晴 今天参观首都红卫兵造反成果展览回来,我们趁机分头到了清华、地院、北航、北师大和人大。晚上蹲在食堂外吃饭,各人谈起了所见所闻。 我们到各校均发现,所有高校都在打内战,两派革命造反组织都说自己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在清算对立派组织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全文: 🔗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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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 (1967) 星期六 晴 今天林老师在全系大会上,传达校文革的三点决定:一,校文革是新生红色政权,只能维护,不能炮轰。二 ,聂、孙是坚定的左派,有缺点错误,可以帮助和批评,但绝不允许打倒。三,全校师生团结起来,联合起来,集中火力批判刘、邓。 刚刚传达完,曹卫东和几个北京公...全文: 🔗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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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8日(1967) 星期三 晴 今天来到厂里,工人突然提出要休假,厂里的革命造反派告诉我们,这是走资派的大阴谋。 “为什么?”我问。 厂里的革命造反派告诉我们,这个厂多少天没有休息厂休日,特别是老保当权的那些天,他们不仅不休息厂休日,还要加班加点,百倍地对江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全文: 🔗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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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毛泽东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 毛泽东所说一线、二线,指1956年以来,毛泽东‘退居’所谓二线不再亲自处理中央日常事务,而中央日常工作让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处理,但重大问题必须由毛泽东最终拍板,毛泽东仍掌握全局把握方向,对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决定事项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刘少奇既要主持日常工作处理大量国内外重大事项,但必须经毛泽东赞成才能最终决定,毛泽东从此既主持处理日常,却是驾临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上的最高领袖。 毛泽东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说:“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 毛泽东说:“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几个月,去掉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做‘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 毛泽东说:“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无非是犯一些错误,改了就好了。”“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要总结。” 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道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贞到的阻力,应该如何对待,也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打算一年多一点时间,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权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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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党的最高领袖集党和国家及军队最高权力予一人,以最高领袖的主张为治国理政方略,不断清除异见者,将国家安危系于最高领袖主张的对与错,这是一种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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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随护毛泽东南巡的代总长杨成武送毛审阅在人民日报发表,毛不看叫交陈伯达,陈伯达和林彪均叫署杨的名发表后,毛说权威不是人为树起来的,世上也无绝对权威,杨不得不赶紧检讨。 🔗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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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纲络论坛发帖问要不要再来一次文革,竟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投赞成票,于是引发激烈争论与对骂不休,重演了文革打派仗的场景。作为研究文革的我,倒觉得大可不必太在意赞成文革的人,因他们大都不知何谓文革。 🔗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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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陈焕仁

    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最光辉诗篇。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是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最大幸福。毛主席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是马列主义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总结,是保证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最新最强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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